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一个推销员一觉睡醒后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经典荒诞故事，充满了对写作当时现实社会的隐喻和讽刺。2021年，同名改编话剧《变形记》在阿那亚首演，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时隔两年，正值卡夫卡诞辰140周年，同样充满着戏剧巧合的是，今年也是《卡夫卡传·关键岁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周年。这本书与《卡夫卡传·早年》一起，成为了读者了解卡夫卡生平的重要窗口。戏剧和文学传记中的卡夫卡，共同显现出了当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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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在上海，卡夫卡传记译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程卫平对谈改编版戏剧《变形记》导演李建军，以及复旦大学德语教授、德语文学博士李双志，探讨传记与戏剧中的现代人卡夫卡：为什么《变形记》会成为卡夫卡最为经典，长久不衰，热衷改编的作品？一个生活在今天版本的格里高尔，能逃脱被异化和抛弃的命运吗？在讨论中，他们认为，每个现代人都会在格里高尔的身上找到自己，卡夫卡的生平与他的作品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活动现场改编戏剧《变形记》：具有持久魅力的现代寓言活动现场，导演李建军首先分享了自己改编戏剧的灵感来源。他觉得《变形记》可能是人类文学史上描写“异化”这一概念最强劲的文本。2021年，李建军想做一出戏剧作品，他特意跑到三联书店，在书架上偶然看到了《变形记》，于是，这五年间他对技术和人异化的一些想象瞬间被激活了。当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这种感受愈发具体，格里高尔作为“社会边缘人物”的感受，也逐渐被每个人所理解。

为了创作“虫子”这个影像，李建军的脑海中浮现了大量画面。比如它应当具有纳博科夫考证过的，具体的、接近1.4米的高度？还是应当还原书中对虫子“半个小时没有翻过身”“六条腿”的详细描述？而最终，李建军改编版的戏剧《变形记》里，那个早晨睁开眼就发现自己变成了虫子的故事主角，是我们生活里也能常见到的一名外卖员。

为了创作这部剧，李建军选择了跟随外卖员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他发现因为外卖员日常工作强度大，过集体生活，经常在床上堆积脏衣服，一个月洗一次，不甚在意仪表，这一点几乎和格里高尔如出一辙。而且外卖员们必须靠着手中的机器才能完成日常工作，一般和家庭也较少联系。这种资本对人的异化，分裂和解体，呈现出一种直观的状态。

和卡夫卡所作的经典小说《变形记》同构，当他变成了甲虫后，快递员格里高尔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无法出门工作，耽误“计件”的焦虑。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们也对格立高尔不再能出门赚钱的问题，展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面孔和态度……

一个生活在今天版本的格里高尔，能逃脱被异化和抛弃的命运吗？在数字科技的全方面升级的时代，异化成甲虫还可以意味着什么呢？全新改编版戏剧《变形记》，有它自己的答案。作品既有幽默明快的表达节奏，又共振于人被工作“异化”的荒诞和无奈。

2021年初登台，暌违两年，全新版《变形记》，会进行进一步升级，将于4月7日和8日，在上海杨浦区的YOUNG剧场上演。从剧情到舞美再到演员，《变形记》也在随着时间流动，进化出新的形态。依旧保持着犀利诘问的方式，幽默荒诞的语言，只是这一次，同样的故事将导向不同的结局。观众会切身理解格里高尔“心甘情愿”做许多事的无力，是一场更深刻的悲剧。

《变形记》剧照 摄影：塔苏

《变形记》剧照 摄影：和平

话剧《变形记》海报文学中的《变形记》：作家内心无奈和卑微的寄托作为文学研究学者的李双志，则更多地讲述了更多关于卡夫卡生平的一些思考和感受。他提到自己曾在课上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把《变形记》的一句原文用德语写在黑板上，并邀请学生为“有一天清晨我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____”做填空。他发现，普通大学生的想象是更加日常化、生活化，甚至幸福化的。有人会将自己想象成小猫小狗，但没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虫子。卡夫卡写下变成“虫子”的寓言，其实寄托了他内心很多的无奈和卑微。

1912年冬天，卡夫卡开始写《变形记》，此时他居住的布拉格已经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煎熬中，《卡夫卡传》里写到，卡夫卡在11月的某一天醒来。他不想起床，然后就开始想，如果不想起来的话，会不会变成一个大家口中的废物？故事从这里开始了幻想。

李双志认为，家庭，职场，爱情，是三个决定卡夫卡人生最重要的因素。他出生在一个专横独断的穷苦犹太家庭中，卡夫卡的父亲粗暴强硬，靠奋斗成为了有一定地位的中产阶级。而热爱文艺，生性敏感，瘦弱的儿子常常在这样一位父亲面前感到痛苦和自卑，时常怀有愧疚感。带着这样的纠结，他一生的职业生涯也可以用“双面人”形容。他既没有勇气反抗家庭对他的期许，又无法真正在内心屈从。考取了法学专业，成了一名普通职员。

在家庭和职业的双重枷锁和压迫下，也许唯一的喘息之机是爱情。来自柏林的姑娘菲利斯·鲍威尔与卡夫卡展开了一段甜蜜的恋爱，但在即将谈婚论嫁之际，卡夫卡却再次陷入一种恐惧。“我所担心着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之中的，仅仅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的反叛。”这种同时存在在家庭、职业、爱情中的“扭曲”，几乎是卡夫卡作品及人生最重要的关键词。一切对作者生平的探究，最终都会回到文学性本身来。

程卫平提到，《卡夫卡传》中谈到，卡夫卡经常和自己的几个朋友在布拉格一个咖啡馆的后台里表演戏剧，因此或许卡夫卡很多小说中惊人的表现力和戏剧张力，都是吸收过一些戏剧理论的结果。在此次李建军改编的《变形记》中，也启用了很多素人演员，素人演员如何用自己非专业的语言方式为剧作延续生命力，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对此李建军认为，表演不是任何人的专利，用身体在舞台上经历、摔打、搏斗的样子更具有真实感。“大多数时候身体都充当我们的工具而存在，穿上西装去上班，端坐在电脑后打字，当身体真正失效的时刻，我们才会发现身体是需要被重视的。”李建军说。

李双志认为，《变形记》以一种更加明显直观的方式展现了个人身体变化后会遭遇的白眼，冷遇和恐惧。自我的个性已经变成一个螺丝钉，作为一个活人，而感觉到了痛，这种受虐在变形记里面跟甲虫关联联系在一起。卡夫卡以身体受虐，感到痛苦的方式，指引读者阅读的尽头并不指向光明和自由，反而可能是更深的痛苦。李双志说：“忙于996生活的我们，忙于写论文，忙于奔走在一个又一个的工作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从来感觉不到自己。失去感官的时刻，才是真正的痛苦。而卡夫卡的写作，就如同一把斧头，劈开了冰封的大海。”从这个角度出发，李双志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开启了一条让现代人重新体验自己的痛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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